像他这样学有所长的人，回国后自然成了抢手人物。1931年《中央日报》首先伸出手来，高薪聘他为特约记者，中央政治学校也聘请他，让这位年仅26岁的法学士成了该校最年轻的教授，进入了学者名流之列。才气纵横的高宗武也愈发以中日问题研究专家自诩，文章满天纷飞，评头论足，妙笔生花。
高宗武在讲坛、报刊上大出风头之际，正是汪精卫执掌行政院、兼外交部长之时，这段日子很不好过，“1.28”淞沪之战枪声刚刚停息，热河、长城一带又打了起来，日本人撒泼放刁，搞得汪精卫焦头烂额，穷于应付。白天他打起精神，显得从容不迫，一回家则锁眉皱额，一副愁态，躺在沙发上捂着肝区呻吟。
陈璧君将药递上，关心地问：
“是不是肝病又发了？”
汪精卫痛苦地点点头：
“看过医生了，建议我去青岛疗养一阵子。你看，我现在走得开吗？国家多事，分身乏术。”
陈璧君数落着：
“蒋介石也太不像话，钻到牯岭看风凉，留你在家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还落个卖国的名声。听公博讲，前几天开中政会，张继将你骂个狗血喷头，批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是卖国条约。你为什么不说明一下，那也是老蒋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