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他这样学有所长的人,回国后自然成了抢手人物。1931年《中央日报》首先伸出手来,高薪聘他为特约记者,中央政治学校也聘请他,让这位年仅26岁的法学士成了该校最年轻的教授,进入了学者名流之列。才气纵横的高宗武也愈发以中日问题研究专家自诩,文章满天纷飞,评头论足,妙笔生花。
高宗武在讲坛、报刊上大出风头之际,正是汪精卫执掌行政院、兼外交部长之时,这段日子很不好过,“1.28”淞沪之战枪声刚刚停息,热河、长城一带又打了起来,日本人撒泼放刁,搞得汪精卫焦头烂额,穷于应付。白天他打起精神,显得从容不迫,一回家则锁眉皱额,一副愁态,躺在沙发上捂着肝区呻吟。
陈璧君将药递上,关心地问:
“是不是肝病又发了?”
汪精卫痛苦地点点头:
“看过医生了,建议我去青岛疗养一阵子。你看,我现在走得开吗?国家多事,分身乏术。”
陈璧君数落着:
“蒋介石也太不像话,钻到牯岭看风凉,留你在家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还落个卖国的名声。听公博讲,前几天开中政会,张继将你骂个狗血喷头,批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是卖国条约。你为什么不说明一下,那也是老蒋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