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易》中，各种人类事务因神秘的交感而从属于自然秩序的运行法则，这反映了早期巫卜传统对天人关系的认知：天人不分，民神杂糅。这种认知在春秋时期因实用理性的增长而遭遇挑战：“一个方面是春秋时代开始有不少卜筮活动受到抵制和轻忽；另一个方面是，‘筮’与‘德’何者为优先的问题突出起来。”[32]
与《周易》作为筮书的权威性下降适成对照的是，在春秋时期，《周易》的卦爻辞已经逐渐变成独立于筮占行为的文本体系，出现了称引《周易》的卦爻辞，但与其占问分开，用以说明、证明某种哲理或法则的做法，即将《周易》经典化。如《左传》宣公六年，“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震上离下）之离（离上离下），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33]春秋时代的诠释者以其智慧成就了《周易》文本的独立意义。而《周易》古经所反映的自然秩序与生活智慧，也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诠释资源。这其中最重要的，当是相信万事万物都将经历生、壮、老不同历程的发展变化观念，阴阳二极的对立及相互转化是万物的基本构成形态和运动方式的矛盾观念。
（二）中国春秋后期至战国时期历史理性的发展
西周晚期以来的混乱局面，经过两百余年的诸侯“相斫”，到春秋后期演成对既定秩序的全面突破。没落的周王室终于被弃置不顾，强大的诸侯纷纷独立，互相攻伐。之前那种以争取扈从国为主要目的，尚带有一定程度的礼仪和表演性质的诸侯争霸战争，至此演变成以攻城略地为唯一目的的列强兼并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34]，各国为求战胜，无所不用其极，战争之残酷血腥，亦开中国历史上空前之例。战争成了新时代的主题。继之而起的这个时代，因此得名为“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前221年）。在战国时代，除了现实的利害考量，再没有任何权威、规范、信条能约束国家行为。“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衡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盟誓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35]政治上彻底的现实主义一方面导致一系列基于客观分析和精确核算的高效行政管理体制，如郡县制、户籍制、官僚制度、玺符制度、上计制度等的出台，另一方面，则推动着人才使用上的不拘一格。战国时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唯才是举”的时代。各国统治者为求富国强兵，竞相招贤纳士，才智之士匹夫可至公卿，白身而为将相。而自公元前6世纪（春秋中期）左右因铁器的传入引发的技术革新和经济开发浪潮，又极大地提升了时人应付自然的信心与能力。在这个时代，人的自觉意志和行动能力前所未有地受到重视，并得到展现，人之所能、人之可能，人性之善、人性之恶，都有淋漓尽致的发挥与体现。而这一切又激发了对人本身的关注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