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的修道院与凯尔特人的氏族公社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各自独立的修道院不仅发挥了宗教中心的作用，而且也成了各氏族的教育中心，许多氏族首领都将自己的子女送到修道院学习。土著文化和拉丁—基督教文化因此和谐共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教育的发展也随之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不仅学校类型多样，而且数量多，规模大。7世纪时，仅在图阿姆—德里坎（Tuam-Drecain）一地就至少存在三种学校：拉丁文学和基督教文学学校、爱尔兰法律学校、爱尔兰文学学校。各地修道院一般都附设有学校，大的如克洛纳尔德（Clonard）、克朗弗尔特（Clonfert）和班戈（Bangor）三地的修道院学校，共有学生3000人，小的如圣戈比（St. Gobi）修道院学校，也有学生50名。[23]这都说明爱尔兰修道院对传播知识、发展教育有着极大的热情。
爱尔兰教育的发展和繁荣不仅是由于它有尊重知识和教育的传统，也是由于它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具体地说，它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爱尔兰的学校，无论是世俗的还是修道院的，都是面向整个社会的，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培养未来的神职人员，更重要的是为了延续社会文化传统。这从学校规模的庞大和学校类型的多样化等事实中可以得到证实。而且，这种开放性还突破了地域上的限制，使爱尔兰学校成为不列颠乃至欧洲大陆地区学子们理想的求学之所。664年，不列颠和爱尔兰都爆发了瘟疫，许多英吉利平民与贵族离开家乡赴爱尔兰求学，他们来往于各修道院学校之间，欣然就读。爱尔兰人不仅热情接收，而且还向他们提供日常食品和教学用书。[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