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个名称还不是十分合理的,因为学术没有国界,当代各国都没有特殊的国学,而我们所谓国学,从内容上看,也就是哲学、文学、史学等等的东西,都是可以作为世界学术的一部分的,而且事实上外国也已经有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人了,我们为什么不采取世界公用的名称,如中国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等类的名词呢?而且对于具有种种内容的学术,为什么不加以个别的名称而必须采用笼统的总名称呢?这都是值得考虑的。
但我们为了依从习惯,并且因为中国各科学术还没有整理清楚,和世界学术融合为一的缘故,只得仍旧采用国学这个名称。
二 国学在清代
中国学术,以周秦诸子时代最为发达,当时诸子百家,各有专长,不相剿袭。自汉代表彰六经,儒家定于一尊,诸子之学衰落,而经学成为唯一的学术。两千年来,除解释经书外无学问。但到了清朝,似乎从解经之中有开辟一条新路的趋势。过去汉儒解经,注重字句的解释和制度的考证,但宋儒反对汉儒的方法,主张依经义而修养心性。清初学者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等,因宋明诸儒无补时艰,于是起而批评宋明心性之学的流弊,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然而他们所谓实学,仍然以通经致用为中心,因此即便是非常留心当世之务的顾亭林,也不敢稍为懈怠他的经学研究,并由经学而奠立了清代考证学的初基。颜习斋(元)、李恕谷(塨)继起,提倡实践,反对空言,无论性理考据,都在排击之列,但由于他们要实行三代政治,最后也不得不归于考古。其后戴东原(震)出来,一方面以新理学姿态批评宋明思想,一方面继承顾亭林的考证学而加以发展。同时惠定宇(栋)亦标榜汉学。惠、戴以后,继起有人,考证学派于是占了学术界的支配地位。但正统的考证学派继承东汉经师为学而学的精神,埋头研究,不谈现实政治,到道光、咸丰以后,内忧外患交逼而来,不容许士大夫脱离现实,于是正统汉学又逐渐衰落了。代之而兴的于是有继承西汉学者经世致用精神的公羊学派。公羊学派中的康(有为)、梁(启超),最后亦不严格地遵守西汉经说,而直接以己意解释孔孟,以做维新运动的根据,清代思想如再进一步,就有解脱孔孟束缚的可能。本来正统派中著名的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以及最后的章炳麟,都是对孔孟以外的诸子有精深研究的,他们开始的时候只是“以子证经”,拿子学做经学的工具,其结果便使搁置了几千年的诸子学说也为之昌明,又,康梁派之谭嗣同,更主张“冲决一切网罗”(见《仁学》)。这种发展的趋势,非至推倒孔孟偶像不止,是显然的。因此梁启超曾说清代很像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但是有一个问题。欧洲的文艺复兴,是研究希腊罗马的古学,解放中世纪的思想镣铐,其结果引起了近代科学的勃兴;中国的文艺复兴,是阐扬周秦时代的古学,解放秦汉以来儒家思想的束缚,其结果应当也引起科学的发达,可是我国的科学为什么没有发达起来呢?这是清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及反动政治的妨害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