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史学理论遗产,还表现在其他不少方面,其中如关于自我批判的自觉意识和理论勇气,贯穿于他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的许多论著中,从而发展了中国史家重视自我修养的优良传统,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和继承。
[1]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5页。
[2]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页。
[3]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39页。
[4]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页。
[5]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6]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7页。
[7] 参见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5页。
[8]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11页。
范文澜史学风格的几个特点
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史学界的广泛钦佩和敬重。正如刘大年先生所评价的那样:范文澜是以他的优异成就,“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史上树立起了自己的纪念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