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史学理论遗产，还表现在其他不少方面，其中如关于自我批判的自觉意识和理论勇气，贯穿于他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的许多论著中，从而发展了中国史家重视自我修养的优良传统，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和继承。
[1]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5页。
[2]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页。
[3]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39页。
[4]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页。
[5]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6]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7页。
[7] 参见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5页。
[8]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11页。
范文澜史学风格的几个特点
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史学界的广泛钦佩和敬重。正如刘大年先生所评价的那样：范文澜是以他的优异成就，“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史上树立起了自己的纪念碑”[1]。
